刘震云：北京的外地人 讯息

刘震云 张英 /文

北京的外地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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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震云有了铁饭碗的工作，变成城里人，拿到北京户口本，分到了房子，生了女儿。在写作上，他也冲出困境，接连不断发表作品，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《东方之子》。这一切，在老家人的眼里，算得上是鲤鱼跳龙门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离开大学走入职场，刘震云把真实的自我藏起来了。经历了几年军队的历练、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，他变得老成，外表平易近人，“见人不可露真心，凡事必须话留几分”，把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藏在了内心世界里。老家人到北京办事，觉得他都能够帮上忙;其实，对刘震云来说，进报社当记者，远没有老家人想的那么风光。

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刘震云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。李书磊在一篇文章中感叹：“震云则无疑是一个得道者，他看社会一下子看到骨头里如庖丁解牛，他对人自身深刻的蔑视表达出来却是那样地轻松而从容……他看得很透反而除去了包袱，能够轻装投入，在‘一地鸡毛’的生活中游刃有余;但他同时又能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有一种反观，并把这种反观容于小说。”

凭着个人的生存智慧，工作几年后，刘震云调任副刊部当了正处级的部主任，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。和他写的小说《单位》《官场》《官人》中主人公们费尽心机想升职不同，刘震云轻而易举地当了官，在这个位置上游刃有余。

1988年秋天，30岁的河南人刘震云走进鲁迅文学院，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，重新当了一名“学生”。

同事回忆，“家乡的人们重视职务，过去看他多年在外只混到个‘青年作家’，看不起他。如今开始刮目相看了。但是单位的一些同事则认为，一位有了相当影响的作家在这些‘俗务’上花费工夫，有点得不偿失”。刘震云回答同事的疑问，“没啥影响，王蒙开完会，马上可以坐下来写小说，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心理调节能力。再说每天写字不过几个小时，我也不必故作特忙，既然领导让干，那就干吧。要么不做，既做就要好;不求数量，但求质量，出影响，同我写小说的路子一样”。

刘震云在《农民日报》写过很多报道，编辑过的版面，因为年代久远，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了。但他策划的一个名牌专栏《名家与乡村》，当时邀请了几十位名作家为这个专栏撰稿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直还在，变成了《农民日报》的拳头产品。今年1月份，这个专栏发表了刘震云撰写的《延津与延津》，在这篇散文里，刘震云再一次回顾、解答他和故乡和文学世界之间的关系。“故乡延津作为一个地名，频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。

为什么呀?是不是跟福克纳一样，要把延津画成一张邮票呀?这是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。我的回答是，我不画邮票，就是图个方便。作品中的人物，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;作品中的故事，总要有一个发生地;如果让这人的故事，发生在延津，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汤，羊汤，羊肉烩面，火烧……都能顺手拈来，不为这人吃什么发愁;还有这人的面容，皱褶里的尘土，他的笑声和哭声，他的话术和心事，我都熟悉，描述起来，不用另费脑筋。”

对刘震云来说，生活无处不在。每天上班下班，去菜市场跟卖菜的大姐聊，下班路上和修鞋的大哥、夜市摆摊的大妈、做早点油条豆腐脑的老板聊，聊得高兴了，打听到有趣的事情了，就随手拿笔记下来。“还在《农民日报》大院宿舍住时，有段时间大院后面在盖楼，刘震云就老去。有时赶上农民工在吃饭，手里拿着馒头，旁边放着白菜豆腐。刘震云问，你们喝啤酒吗?他们说，想喝呀，但太贵了，省了吧。刘震云就跑到冷饮摊，买上十几瓶冰镇啤酒，往那儿一坐，和他们一起喝，聊家长里短。人家在那儿吃面，给我捞一碗吧，他拿一根葱就吃起来，就这样的一个人。” 郭建梅说。

刘震云小说里的很多人物，就是这样得来的。这些到北京谋生打工的外地人，和老家钉鞋的、杀猪的、贩驴的、剃头的一类的乡村手艺人，在他的笔下，栩栩如生活灵活现，魅力十足闪闪发亮。有段时间，评论界批评小说家写不好人物，但这个问题在刘震云处失效了，因为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从小跟着他满街转的女儿刘雨霖说：“父亲真正创作的过程是在马路上、公园里、菜市场、黄河边，是他一个人在街上背手散步，或是在马路边找个椅子坐下默默观察的时候，他坐在电脑屏幕前打字，只是把眼里攒到心里的细节给落实了。”

而刘震云在写作上遭遇的漫长瓶颈期、突破之前的精神困境，只有妻子一个人看到。郭建梅回忆刚刚住到《农民日报》的日子：“刘震云每天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，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送女儿去托儿所，接着要去上班，整个人黑瘦黑瘦的，天天熬夜，他还要坚持写小说。”夏天天气炎热，家里没有电风扇，刘震云光着膀子，穿着松松的大裤衩，一边写小说一边流汗。

刚开始写作时，经历了不断地投稿不断地被退稿，当时的手稿现在家里还留着，两三个大纸箱子。1987年，为期5年的“投稿—退稿”循环后，他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《塔铺》《新兵连》，获得了1987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“中篇小说百花奖”。刘震云由此确定了在写作上的自信心，随后连续在国内各大文学刊物发表了《头人》《单位》《官场》《一地鸡毛》《官人》等作品，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全国“中篇小说选刊奖”和“中篇小说百花奖”。

刘震云把创作姿态放得很低，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，采取的是平等平视的态度，摒弃了抑扬褒贬，居高临下的姿态。他表现的是平民的生活，没有谁好谁恶，因此有评论家称刘震云为“新写实主义”的代表作家。在结束了大获好评的描写城市社会的“单位系列”和干部生活的“官场系列”小说之后，1991年与1993年，刘震云把目光投向了河南老家的历史，一改擅长的中短篇，连续出版两部长篇小说《故乡天下黄花》和《故乡到处流传》。

刘震云如此解释这种转变：“之前写的那些小说，我觉得借助的只是生活的百分之五的层面。从《故乡到处流传》开始，我突然发现那样认识生活特别不对。落下百分之九十五不管不顾，对一个生活中的自然人来说，是没有问题的;但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，我觉得过去的写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，因为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、生活。”

本文曾刊于《新民周刊》

来源：顶端新闻 编辑：丁丰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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